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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年丨方鸣：“打倒爸爸！”一个小破孩的文革史
方鸣，编审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。曾任职12年中国华侨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，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馆长。此前曾在人民出版社、人民日报社任职24年。出版有个人专著《裁书刀》《曾是洛阳花下客》《庚子读画记》《秋之所望》，即将出版《今夕何夕》。
作者：方鸣
1966年五月末的一个夜晚，我和爸爸乘坐12路无轨电车回家。我在车上睡得正香，却被爸爸揑住鼻子活活弄醒，车到朝阳门站了，该下车了。我迷糊着又愤懑地喊道：“打倒爸爸！”乘客们一片哄笑。那年我九岁，却没想到，小破孩的一句反动口号，竟似乎成为一个时代的隐隐雷声。
没过几天，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席卷而来，神州大地到处都回荡着“打倒”的喧嚣，爸爸也被打倒了。伟大领袖挥一挥手，小破孩的文革也开始了。
具体地说，小破孩的文革，是从1966年六月初的一天中午开始的。
“小破孩”是我爸对方小鸣（本人小时候的大名）的尊称。那时，我在北京景山学校读小学三年级，爸爸是学校校长，在小学楼二层有一间办公室，我每天中午都要过去睡午觉。看着别的小朋友午间都在操场上玩，让我很不情愿，可又没有办法。
这一天午饭后，我照例去校长办公室，却看见大门已经贴上了白色的封条。
太好了！我终于不用睡午觉了，可以整个中午都在操场上撅着屁股挖沙坑了。只是，那会儿还没有沙雕艺术这个行当。
可是，爸爸却成了牛鬼蛇神，是地富反坏右资中的走资派，还是黑帮，天天都要戴高帽，挨批斗。校园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，我手欠，不管不顾地撕大字报玩。一个女红卫兵叱骂我，还跟我没完，班主任童老师赶紧挡住了，又告诫我：“小鸣，不能再撕大字报了啊！”
不撕就不撕，我还是去挖沙坑。撕大字报算什么，沙坑才是小破孩的最爱。也许，我真是一只会说话的掘地鼠。
其实，我从小是智障人士，整天傻乎乎的，上课不好好听讲，就想着挖沙坑，下学后老师还要给我留下来单独补课。姐姐比我高两年级，每天都在教室外面等我一起回家。
前两年，我曾经跑回到骑河楼的景山学校旧址怀旧，此地早已是人去楼空，不闻当年的读书声。教学楼一层大厅的大镜子还在，却再也照不见那个小破孩了。操场上的沙坑也还在，我跳进沙坑里，在五十多年之后再接着挖，像最近的网红幼教黄老师在儿歌里哼唧的，挖呀挖呀挖。
我有一个干爸爸叫龙卧流，是个才子，却无儿女，视我如同己出。建国初期，干爸爸和亲爸爸同乘一辆列车进京，又一同到中宣部赴任。当时，部里还是供给制，干爸爸却先享受了薪金制，就让爸爸他们去“吃大户”，不过，爸爸没去。干爸爸在灰楼有一间八平米的住房，可我爸我妈还是各自住在集体宿舍，我姐出生后，干爸爸就把住房让给我妈母女暂住。
北京景山学校是一所中宣部的部属教改实验学校，六岁入学，小学五年，初中三年，高中两年，十年一贯制。小学一年级就开设英语课和书法课。我的英语老师是特级教师方碧辉，所以小破孩也算是师出名门。书法老师由傅副校长兼任。我还记得，傅副校长站在我的课桌前，悉心指导我临写颜真卿的《麻姑仙坛帖》。
干爸爸也参与了景山学校的教改实验，文革时也被打成了景山学校的黑帮，又成了爸爸的难兄难弟。听爸爸讲，他还曾和干爸爸在中宣部一起给抓起来的黑帮们教唱《牛鬼蛇神歌》：
爸爸说，他从未见我小时候哭过，我也从未听过爸爸唱歌，可他在讲述此事时却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，但是比哭还难听。
《牛鬼蛇神歌》有遗篇。二十年后，《来福灵广告》也唱道：“我们是害虫，我们是害虫，正义的来福灵，一定要把害虫杀死，杀死！”
那天，我在学校看见干爸爸了，被人押着蹲在地上挖野草除害虫，也是挖呀挖呀挖。我使劲叫他，他回转过头，看了看我，却没说话。谁能想到，那竟是我和干爸爸的最后一面，后来他便在大革命的风暴中陨落了。
2011年冬，爸爸曾写下一首《忆龙卧流》：
我倒是没见过爸爸挖呀挖，但听景山同学许明清讲，他在学校被斗得可惨了，有一次，她亲眼看见红卫兵把一瓶墨汁灌进爸爸的嘴里。难怪造反派说个我爸是个黑笔杆子，原来他的肚子里全是黑墨水。然而，当我后来问起爸爸，他却说：“没有的事”。
爸爸的心大，很多破事他都说是“没有的事”。有一次，我趴在床底下，拿着弹弓守株待兔，爸爸推门进家，一颗纸弹正好击中他的面门。我绝对没想到我的弓法会这么好，让我又得意又后怕了许多年。可是，当我再跟他提及此事，他也是说：“没有的事！”所以，他喝黑墨水的事，我宁可信其有。
爸爸绝口不提他所遭受的迫害，只有一次，他承认曾被红卫兵从二楼的楼梯上推下去摔晕了，他说，与北师大附中的卞仲耘校长被活活打死相比，那算什么呀！相反，他倒是说有一些工农红卫兵还保护了他。景山学校有很多高干子弟，也有一些普通工农子弟，红卫兵也就分成两拨：干部红卫兵和工农红卫兵。
干部红卫兵中，有相当多的家庭后来也都受到了冲击，便自顾不暇，自身难保，所以，红卫兵运动搞得并没有太多底气。而且，学校里也从来没有发生过武斗，更多的是文斗，倒是有点像毛主席所批评的“温良恭俭让”。
但是，爸爸毕竟是走资派，据说他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因此还被揪到外地接受各地革命小将的巡回批斗，他还亲自散发批判自己的传单，供“全国共讨之”。
爸爸方玄初笔名敢峰，写过不少“大毒草”，罪恶滔天，臭名昭著，因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有好多红卫兵前来围观，指指点点，像来看动物园里的猴子。我说呢，他从来都没有带我去过动物园。
我家院子的西厢房住着景山学校的高中语文教师于共三老先生，他有四个儿子，二儿子是现行反革命，自杀了。于先生是历史反革命，不久，也从景山学校的五层楼上跳了下来。从此，我夜夜都能听到于奶奶在家中哀啼，撕心裂肺，肝肠寸断。“谁翻乐府凄凉曲？风也萧萧，雨也萧萧，瘦尽灯花又一宵。”纳兰性德写出的是个人的凄凉，我看到的，却是人间悲剧。
我曾经问过爸爸：你会自杀吗？他说：我才不会呢！爸爸每天很晚才回家，不管背负多少罪名，在家里照吃照睡，啥事没有。毛主席说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但不影响爸爸抽烟喝酒。
爸爸买来卷烟纸，自己卷烟抽，我便去马路上捡烟屁，扯出烟丝制成香烟。爸爸喜欢喝白酒，胡同小铺的白酒有一毛的、一毛三的、一毛七一两的，可他喝多少钱的酒都行，醉翁之意只在酒，只要是酒。
周日一有稍许的自由，爸爸便带我去故宫，两毛钱两张门票，钻进绘画馆一待就是一整天。展馆里总是空空荡荡的，可是，我却常能见到一个中年人把画纸铺在地上临摹古画。这么多年，这个影像在我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。我想知道他是谁，他不去革命吗？他或许见我也新鲜，这个小破孩总来这晃悠什么？唉，这是个什么人呀？我和他有缘，又没有缘。
黄老师在儿歌《小小花园里》唱道：
那些年，小破孩就是跟着爸爸在故宫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，种特别大的种子开特别大的花，小破孩眼中的特别大的花，便是中国古典艺术之花。
这一颗中国古典艺术的种子，在小破孩的心中生根发芽，伴随着小破孩一同生长，花发满枝。以至我后来写下的每一篇古典的文字，都不过是回到了几十年前最初的开始。
小破孩也要去革命啦！我妈在新华社，新华社也分为两派：新华公社和革联，我妈是保守派，参加了革联，我就是个“小革联”。革联办了一份《革联战报》，我和我姐每天都要去北京站卖一百份战报，就这样，我便当上了革命的小报童：
但不用七个铜板，我卖的战报只要2分钱，一百份卖完后要上交革联2元钱，赔了钱自掏腰包。有一天我只卖掉了99份，剩下的一份报纸也揉绉巴了，我沮丧地往家走，这一次要自己赔2分钱了。我都快走到家门口了，一个路边的小男孩叫住了我，把最后一份报纸买走了。这件事让我记住了他一辈子。
有一天，战报上发了一则消息：1967年1月19日，红卫兵到八宝山砸了瞿秋白的坟墓，又揪来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进行批斗。战报还配发了一张批斗杨之华的现场照片，杨之华的身前，便是一堆掘出的瞿秋白的森森白骨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骨头的照片。
瞿秋白就义前曾写下长文《多余的话》，其中有这样一句：“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——直到现在”。瞿秋白写作的时间是1935年，而三十年后，他不是依然更深地陷入历史的纠葛之中吗？他所说的“现在”，原来是很久以后的未来。也许，历史不曾改变。
当然，这可不是一个小破孩所能理解的问题，他所能做的，只是睁大一双懵懂的眼睛；他所具有的，只是永远磨灭不去的记忆。
很多年以后，小破孩才懂得，在“历史的纠葛”之外，还有许多被历史所尘封的纯净和美好，例如，瞿秋白的《咏菊》小诗：
小破孩再革命，也还是一个狗崽子，因为出身在一个走资派的家庭，也当不上毛主席的红小兵。
红卫兵提出的口号是：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，对照检查，小破孩便是一个天生的小混蛋。
小混蛋不能在景山学校再混下去了，妈妈就把我转学了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，后退一步天地宽。走也好，退也罢，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跑路。现在有一个更时髦的流行词，叫“润”。于是，小破孩便润了。
我润到了离智化寺很近的一个市民学校，叫小牌坊小学。学校有几排老砖房，还有一个小操场。上学的第一天，我在班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，他就是买走我的最后一份报纸的那个小男孩，名叫齐忠。
班主任叫牛成贺，高大英武，刚刚和学校的任老师结成了一对红。牛老师是数学教师，但上课时却给同学们讲他的武斗经历，是最让我拜服的武林高手。三十年前，我去东四十条的沪江香满楼聚餐，蓦然回首，看见牛老师已经摇身一变化身成了大堂牛经理。以后，每逢我路过此地，都要再凝望一眼这家菜馆～～牛经理，您现在还好吗？
小牌坊小学的小操场没有沙坑，但树下有一间小屋，小屋没有门窗，却整日黑乎乎的。有一天，小黑屋里关进了一个披头散发的老女人，据说是哪个学校的右派。学生们都跑去围观，还往老女人身上扔石子，吐唾沫。老女人拿着一张满是血迹的脏纸给同学们看，说她病了，吐了好些血，求同学们放过她。我看了看她，便跑开了，然而，却再也忘不了她。
不久，学校里又有了阶级斗争新动向，一个学生张贴了一张反动标语。这个反动学生白白胖胖的，一脸无所谓的样子。我好奇地看着他，觉得他傻乎乎的很好玩，其实他没别的，就是吃饱了撑的，闲的。
我们班有一个女生，她妈是个老地主婆，其实人特别好，可我心里总想着，地主婆是个坏人。
至于上课学了什么东西没有，好像什么也没学。
前不久我去紧临小牌坊小学的智化寺听京音乐，又顺便穿越文革时空。小牌坊小学已经拆除了，我只能努力寻找着脑细胞中残存的每一点记忆，辨识着胡同里一个个模糊的门牌，一声声遥远的鸽哨。
我家胡同的深处有一座大宅院，住着大户人家金百万。一日，我看见红卫兵押着金百万一家在宅院门前示众，胡同里的居民们蜂拥而入，以几元甚至至几角钱作价把金家的硬木家具一搬而空。那场面，分明就是打土豪，分田地。
金百万，他是什么人？他后来的命运如何？我就不得而知了。
我家可不是金百万，我爸我妈都是建国初期才从武汉的中南局入京，家里没有一件添购的家具，桌椅、书架、衣柜，木床等等都是中宣部统一配置的，家具上都印有“宣XX號”的字样。
可是，爸爸毕竟是走资派，家里早晚也会受到革命的洗礼，必须早做准备。小破孩总看抗日电影，知道鬼子进村前，要赶紧坚壁清野。
爸爸有一个嗜古的毛病，收藏了许多古董书画。他挣过不少稿费，都用来作收藏。他最常去的古玩店，是琉璃厂的宝古斋、萃文阁、庆云堂，地安门后门桥的悦古斋，东四、西单的文物商店，还有东四人民市场的文物专柜。很多文物商店里都设有内柜，出售等级较高的文物，是领导干部的专供。
爸爸买的古董，有古砚、田黄印章、古瓷、古玉，还有文徵明、文伯仁、仇珠、张弼、周天球、董其昌、傅山、王原祁等人的古书画，他和文物大家邓拓、徐邦达、启功等人也都有赏鉴交往。
风声渐紧，爸爸把部分古书画藏到了房顶的夹层上，还把几只古碗藏进了碗柜里。他曾指着一摞饭碗下面的康熙官窑青花碗叮嘱我：可不要用这只碗盛饭啊！
红卫兵来抄家了，我没听爸爸的话，赶紧把这只碗里盛满了米饭。
红卫兵还是抄走了不少文物。没想到，两年之后，学校革委会通知爸爸，可以取回查抄物品了。于是，爸爸赶紧找了一条大毛毯，把书画砚台都裹在了一起，抱起沉甸甸的大包裹跑到了校门外，又找了一辆三轮车拉回了家。爸爸后来对我说，他也不知道当时哪来的那么大力气。
可是，还是有一方明代的田黄扁方章，另有一对名贵的封门青印章，再也找不回了。那对封门青我印象不深，那方田黄却是小破孩喜欢玩的宝贝。很多年来，我陆续收藏了好多方上好的田黄，也许潜意识里，只为弥补小破孩早已失去的所爱。
有一方名贵的端砚，爸爸送给了舅舅。舅舅名叫关怀，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。
舅舅年轻时在北京大学读书，还热衷于搞学运，因为舅舅是黄头发，特务在抓捕他时就嚷嚷道：抓那个黄毛！
舅舅年轻时喜欢写诗，还订阅了《诗刊》。我去舅舅家，常常趴在书桌上翻阅《诗刊》。舅舅见我总是读书，曾笑问：“小伙子，从现在就开始冲刺啦？”那年，我才十一岁。往后许多年，我似乎总能听见舅舅在问我这一句话。
《诗刊》创刊于1957年，和我同龄。我从创刊号开始，读过每一期，翻过每一页，也像是把我出生之后的日子再重过一遍。
那时，城里管人大叫西郊，人大校园外阡陌纵横，麦浪滚滚，校园里林木葱郁，鸟语花香。我没事便从城里到西郊玩，也会在舅舅家住上两天。
从人大北门西行，步行大约十五分钟，便走到了昆玉河，一路上，有驴车，少人烟。印象中，那时的昆玉河荒凉辽远，可以欣赏“长河落日圆”。我最喜欢在河边捡拾扁平的石片打水漂，在水面上撩起一连串长长的涟漪，像脑海里一连串长长的记忆，一直连接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。
人大有著名的两派，分别叫“新人大”和“三红”。谁说西线无战事？西郊的两派可是武斗得最为厉害。
我亲眼见过武斗人员头戴柳条帽，手持长矛，一声“冲啊！”一声“杀啊！”跟小破孩的游戏一样，但真不好玩！
谁能想到，我还记住了人大的许多遗迹，例如早已拆除的大戏台；谁能想到，多年以后，我居然在人大读了四年大学，后来又到人大博物馆做了客座馆长，却没在博物馆里，清扫一处角落，安放我的记忆。
人大多年都没有大礼堂，只在邻近东校门的灰楼里有一个八百人大教室。人大灰楼现在叫求是楼，建于1950年，原为三层，当时叫“西郊大厦”，有“西直门外第一楼”之称，后又扩建为四层。文革时期，灰楼的北侧有一个大戏台。不过，与新华社的大礼堂相比，人大的八百人大教室也好，大戏台也好，可真算不上什么。
小蝌蚪找青蛙，小破孩找妈妈，我就常借找妈妈之名，去新华社东转转，西看看，最喜欢玩的地方，就是大礼堂和红楼前。
新华社大礼堂是一座民国西洋式灰砖建筑，原是民国国会议场，文革中，便成了革命的风暴眼和批判的大舞台。大礼堂却是小破孩的游戏场，能满足我所有的想象，消耗我多余的热量。我在舞台上跑来跑去，爬上窗台跳进跳出。如今，我多想再找个机会，一个人走进大礼堂，静静地坐在一隅，怀想民国往事，追忆文革风云，再去牵住小破孩的手，不再松开。
新华社大院的东侧，南北并排两座民国的红楼，当年是民国议员的办公用房。红楼前，不知为什么，总停放着一辆报废的大汽车。我在大礼堂玩够了，便跑来钻进汽车里转方向盘，这可是我平生驾驶的第一辆汽车呀！
然而，我驾驶这辆原地不动的汽车，已经过去了五六十年。像五六十年前一样，车没有动，是我自己在动；路没有动，是时间在动；影没有动，是风在动；风没有动，是心在动。
多年以后，我还曾反反复复地做过同一个梦，梦中，日复一日，我站在新华社大礼堂外面等人，等的那人是谁我却不知。也许是在等待戈多，等待虚无，等待未知，等待下一个梦和下一个等待。
这个梦其实就是一个隐喻，可以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去进行梦的解析。但是，我相信，即使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，也还是可以有一种超越的哲学存在，那就是纯粹与永恒。
若有一日，当你经过新华社大礼堂，你或许也能看见，门外有一个小破孩，等待着你，向你走来。
小破孩大名方小鸣是有讲究的。第一，大鸣大放之年生人；第二，半夜出生，窗外恰有瑞鸟鸣叫；第三，姐姐名叫方小翔。原来，我爸我妈生了两只凤鸟，一只飞鸾翔凤，一只朝阳鸣凤。
姐姐比我高两年级，聪慧文静，却严重怀疑小破孩脑子有毛病，可是，摊上这么一个弟弟，又让她没有办法。她们班里有开国中将肖向荣的女儿，《黄河大合唱》的词作者光未然的女儿，诗人贺敬之的女儿，音乐家马可的女儿，都是一群如花似玉的小公主，不知道她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傻弟弟。
小破孩虽傻，但有两事毕生不忘，一次是去接我姐，一次是去送我姐。
先说接我姐。
晚上新闻广播，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发表最新指示了，同学们都去天安门广场游行庆祝。星夜沉沉，我和妈妈到大方家胡同口去接姐姐。胡同口有一家烧饼店，夜风飘香。看师傅烤出炉中的烧饼，给我馋得不轻。突然，望见姐姐远远走来了，我和妈妈赶紧迎了上去，忘了烧饼。然而，却又让我一生都在惦记着那一夜的烧饼。
再说送我姐。
1969年，姐姐初中毕业了，被发配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，那一年，她才十四岁。
妈妈凭兵团证明给姐姐置办了大木箱和军绿色的衣被，准备送女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。小学语文课本里早已学过《木兰辞》：“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”。除了毛主席语录外，姐姐还用这样的诗句鼓励自己。
8月27日，我和妈妈去北京站给姐姐送行。站台上挤满了家长，跟孩子们叮嘱和道别。突然，汽笛拉响，列车启动了，顿时，列车里，站台上，千人同悲，哭声震天，那场面，令人震惊。姐姐扒在车窗上，一边哭，一边摆手，瞬间远去了，像一只离巢的小鸟，孤零零地飞走了。
这难道就是她的名字里，那个“翔”字的宿命吗？
小破孩给姐姐写了许多信，寄信地址都是：
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乌拉特前旗二师19团五连。
我写信，说的都是絮絮叨叨的破事。爸爸给姐姐写了很多长信，谈学习，讲人生，例如，1972年8月27日之夜，姐姐去兵团整整三周年，爸爸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：
姐姐去内蒙古的广阔天地是一片农垦区，自然是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；这里毗邻乌梁素海，便又是风吹水高见龙王。冬日农闲，兵团战士们就去冰上割芦苇；晚上，姐姐还要把冻成冰块的棉鞋放在枕头下面化冰。
妈妈去内蒙古兵团看望姐姐
在小破孩的眼里，姐姐就是战天斗地的英雄。其时，姐姐所在的十九团还真出了三个时代的英雄——王文尧、恩亚立、邢卓，三个知青化名“王亚卓”，给反潮流的黄帅写信，告诫小学生要懂得师道，却让四人帮借题发挥，制造了著名的“王亚卓事件”。
真不敢想象，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，姐姐不失其志，从一个十四岁的娇弱小女孩磨练成坚强的兵团战士，又从一名通讯报道员成长为新闻记者，还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。不过，姐姐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，我认为这是天赋，绝非广阔天地的赐予。
根据北京市的知青政策，每个家庭可以有一个子女留城。几年以后，我想和姐姐对换，我去插队，让她返京。她说你可不行，还是让她继续扎根祖国的边疆吧。姐姐在内蒙古整整待了十六年，直至1985年，她凭借扎实的自学基础，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，终于返回北京。
姐姐永远是我的大姐大，我也永远是姐姐的小破孩。这辈子，下辈子。
姐姐去了内蒙兵团，妈妈去了五七干校，爸爸还在革命的洪流中，小破孩小学毕业了。
我上了北京二中，学校在东城区内务部街，就座落在北洋政府的内务部原址，我在这里度过了五年的初中和高中时光。学校在复课闹革命，复课就复课吧，但好像做一切事情，都不能离开“革命”二字。
北京二中名师荟萃。我最喜欢班主任梁瑛老师的几何课，打开了我无限的思维空间；我也喜欢历史课，第一次听老师讲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，后来，我才自学了这首《诗经·北山》的全篇：
既要复课闹革命，还要学工、学农、学军。苏修要扔原子弹了，又要赶紧深挖洞。我巴不得在学校挖防空洞，挖呀挖呀挖，可比在景山学校挖沙坑有意思多了，还能挖出地下水来。我还学会了摔砖坯，又在校办厂里做扩音喇叭，能扩音好多倍，让别人去吹。
三夏时去郊区学农劳动，我居然在班里割麦子是第一名。可是，好像我有什么原罪，生产队长看我从来就没好眼神，这天然的阶级差别是掩盖不住的。虽然，我们都是来接受他的再教育的，但他也不想想，要不是文革，谁认识他呀！所以，我看他的眼神也不会怎么好。
窝头咸菜，我们天天也差不多算是吃糠咽菜了；睡觉就是一整排同学躺在老乡的大土炕上，跟睡地上没啥两样。不过，条件再差，还能比我姐在乌梁素海更差吗？再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。
红军不怕远征难，学农时我们也没少拉练。半夜三更，集合号一吹，梦碎一地，同学们排队出发，跟着连指导员王明德老师，万水千山只等闲。当双腿已在路上踉跄，灵魂却还在沉睡不起。
灵魂终于醒来，却像获得了新生。我开始学写诗了，可只想做一个隐匿的诗人。我跑到田梗上、溪水边，把青春的诗情洒落一纸，然后塞进裤兜里。有一天，班里几个坏小子趁我熟睡之际，窃取了我的诗稿，我在他们的嘲笑声中醒来。既然地下诗人的身份曝光了，那就大大方方地写诗吧，啊～啊～的。
除了学工、学农、学军，我还学养猪，却是跟着我妈学。
我姐去了兵团之后，我们家也散了，小破孩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过。好在我学会了简单做点吃的，蒸米饭和蛋羹，炒西红柿和茄子。或者去小饭馆吃炒饼。炒饼一两5分，四两2角，确实好吃，便一路吃下来，吃了一辈子。
偶尔也会有父爱来袭。爸爸在运动间隙回家，会给我炖一大锅排骨，能让我吃一个星期。所以，小破孩并没有挨过饿，但挨过冻。我家的房子本来有暖气设备，但早已停止供暖，又高大又空荡的房间里，冬天烧蜂窝煤室温根本上不来，何况火总是被我搞灭。水盆里的水都结冰了，小破孩的手脚也冻烂了。
上初二时，我去了妈妈的五七干校，享受了一个月的母爱。我妈是干校的养猪班长，我就去做了个见习小猪倌。其实，我还是更喜欢跟着一个叔叔养马，马通人性，又长得比猪漂亮，能和我交朋友。
干校大院里有几条大狗，都是势利眼，见着农村孩子就狂吠不止，见着干校子弟却从来不叫。有一天，一条大狗咬死了一只怀孕的母兔，军代表便把干校人员都叫到空场上，看他如何大发威风，手持大棍子痛打闯祸的大狗。但是，为什么非要让干校人员都站在一旁围观呢？是陪斗吗？是杀鸡儆猴吗？
我在干校呆了一个月，和大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又享受母爱，喜欢上了广阔天地和农村生活。可是，打狗的军代表发话了：干校人员不允许带家属！我妈只能让我回城了，小破孩又要孤零零一个人了。
回家后，小破孩站在院子里哇哇大哭。那哭声，像一根破琴弦，在我的心底，震颤了许多年。
小破孩再也不想去上学了，我写信只求妈妈，不去上学了，妈妈说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突然有了一种上学恐惧症，而且对于接触外人也都有了一种恐惧。于是，我把自己紧紧地包裹起来，封闭起来了。
姐姐的兵团战友回京探亲顺便来看我，我躲进房间里就不出来。姐姐的战友无奈地离开后，我跑了出去，跑到了外面很远的地方，就想变成一个野孩子。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不去上学。
这是一种青春期心理癔症，无药可医，但是，小破孩自己却有一种解药，那便是在孤寂中读书，在书中慢慢长大。
复课闹革命，一个“闹”字，道出了革命的真相。闹就闹吧，小破孩上学正好可以三天打鱼、两天晒网。
晒网的时候，小破孩最常去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。北京图书馆原为1909年清学部奏请筹建的京师图书馆，1931年改为国立北平图书馆，建国后改称北京图书馆，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。
那几年，北图第二阅览室就是我的自修大课堂，我静读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学、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书籍。那时恰是我的精神饥渴期和发育期，而正是这些纯文学图书，给予了我最好的精神营养和持久的精神能量，锻造了我最初的精神品格和逐渐强健的精神肌骨。
士别三日，小破孩也要刮目相看了。
我读过四本书对我最重要，可谓我的少年四书：郭沫若译歌德《浮士德》；傅雷译罗曼·罗兰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；王力著《汉语诗律学》；蒋和森著《红楼梦论稿》。
我原本就激赏郭沫若诗歌的瑰丽和磅礴，郭译歌德《浮士德》，更让我看到在他的文学花园里，嫁接出一枝最为雄奇的德国艺术之花。我甚至能感觉到，从歌德到郭沫若，有一脉相通的精神气场。这深深吸引了我。
傅译罗曼·罗兰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又令我久久地沉浸于音乐人生的浪漫与情色里，从此，迷醉一生不能自持。
我那时正苦心研读中国古典诗词，王力的《汉语诗律学》引我走进中国古典主义的至美至深至奥之境，浮翠流丹，日竞雕华。
而蒋和森《红楼梦论稿》，让我看到了一个夫子的文学之笔，在五十年代的政治环境里，也可以如此缱绻悱恻，优雅生情。
我至今仍保存了许多填写好的阅览室的取书单。一些书读了，即使内容模糊了，书名却不会忘却；还有的书一直没有读过，也因一张小小的取书单而记住了书名。之所以没有去读，是因为被时间压在了最底层。
北图紧邻北海公园，北海公园南门斜对面原来有一家北海餐厅，与故宫的角楼一河之隔，我在北图享受了精神食粮之后，便常去北海餐厅吃午餐。然后，跑到北海公园或景山公园小玩一会儿，再躺在坐椅上小憩。午休后，又回到北图自修下午课。虽然没有下午茶，但高高的窗檐下也一样享受西移的日光。
这是我早年最惬意的学习生活。当时光缓缓流逝，暗夜慢慢降临，我却常能听到浮士德在生命的终结时刻的呼喊：
你真美呀，请停留一下！
学校里有一个高年级同学，瘦瘦高高，戴一顶标志性的破帽子，胡子拉碴，一脸苍白的病容，总是双手笼袖，低首不语，感觉很落魄，就像是“破帽遮颜过闹市”的样子。不过，我在校外见到他，倒都不是在闹市，而是在两家安静的书店里。
一家是灯市口中国书店。这家书店离北京二中很近，出了胡同往右一拐便是。书店是凭介绍信出入的机关服务部，销售一些老旧外文书。我常混进去看书买书，也常看见他在里面转悠。但我没有跟他说过话，也没见他跟任何人说过话。他的目光是游离的，又总是从你的脑袋的上空一扫而过，不会与你发生对视。
另一家是位于琉璃厂东街的中国书店机关服务部，就是大名鼎鼎的海王村。海王村的院子很大，古旧中文书非常多，每天上午九点钟一开门，挤在门口的人们就开始往里冲，每人先把持住自己的一方领地，再从中挑选中意的图书。
我又看见他了，不过，他不像我们这么疯狂，只是冷冷地站在一旁，待我们挑好书后，再上前慢慢地翻检，完全是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。好像只有书才与他有关，而世界又与他无关。
好多年后，我又在灯市口中国书店见到过他，他居然一仍其旧，还是那顶破帽子，花谢无语，风过无痕。岁月在他身边流过，却不理睬他，他也不理睬岁月，只有我对他心生好奇。
这是一个特殊的革命时代。虽然，绝大部分人都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，但是，总有那么一些人，生活在时代的边缘，他们并不顺应这个时代，也不忤逆这个时代，像元代的道隐之人，他们只是与这个时代隔绝。他们不是时代的弃儿，时代倒像是为他们所弃。
尽管我对他一无所知，但是，我知道，如果我离这个时代有五十米远，那么，他离这个时代的距离，一定在百米开外。我当然不会五十步笑百步，但是，每当看到他的那顶破帽子，我确实有些忍俊不禁。
狄更斯在《双城记》里说：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。我想说：这肯定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也肯定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。他呢，会怎么说？我猜想，狄更斯说了什么，他或许什么也没听见，只是在这个时代的不远处慢慢地经过，冷冷地走开。
对小破孩来说，这真是一个不错的时代：他随便就可以不去学校上课，他选择去图书馆；他可以不读学校的课本，他随心所欲地读自己喜欢的书。当然，小破孩还是要参加学校的考试，不过，他的成绩居然全面优秀。就这样，小破孩初中毕业后又考取了高中，1975年，又终于高中毕业了，而他分配的工作堪称梦幻。
小破孩鬼使神差地分配到了东城区图书馆！区图书馆也在内务部街，跟北京二中是同一条胡同，出了二中校门，往西走几步就进了图书馆的大门；出了图书馆的大门，再往西走几步，就又进了梁实秋故居。
区图书馆是一座两进的老北京四合院，院门口是传达室，里院的北房是公共书库和借阅处，东厢房是采编室、美术室、录音室和馆长室，西厢房是内部书库和资料室。内部书库存放的全部是文革前出版的“封资修”图书；资料室是接待工农兵理论队伍的阅读室，可以凭介绍信从内部书库调阅不公开对外借阅的图书，而这正是小破孩平日上班的近水楼台。
这下好了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小破孩守着一个大书库，简直就是泡在月亮湖里。
资料室主任叫毕素娟，是老大学生，多年以后调到国家博物馆任研究馆员。她爱人叫熊国祯，是中华书局的编辑，古典文献专业的学养非常深厚，后来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。她家在建国门有一间小平房，位置大概就在现在的华润大厦附近。我常去她家玩，正好拜熊先生为师。
资料室里有一项工作，就是编写政治和文史的学习资料，供工农兵理论队伍搞大批判使用，并交换至全国各地的图书馆。各地图书馆也都编有各自不同的学习资料，通过邮发全国形成一个庞大的学习资料交流网络。有些学习资料，甚至编写和印装得相当正规。
文革时期，有两类民间的史料文献具有重要价值。一类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报，我知石肖岩先生乃小报收藏大家，他甚至藏有文革的第一份红卫兵小报；另一类便是各地的政府机关、厂矿企业、革命组织和图书馆等文化机构编写的学习资料。这一类学习资料，我接触得太多，当时只觉得是一堆废纸，后来才懂得，那也是真实的历史文献。
历史，就是回过头再来远观的日月星辰，星辰之下，也有小破孩闪烁的眼睛。
馆里有一个文馆长，温文尔雅，一手抓革命，一手促生产，他一再说，要抓好图书馆的基本建设。正赶上好机遇，社会上大量的老旧图书报刊都被处理给了中国书店，图书馆便趁机大量购入以充实资料室库存，这其中便有完整的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大众日报》，还有《新华月报》《新建设》《新观察》《文史哲》等等。
这套《人民日报》也是中国书店唯一仅存的整套，剩下的就是些零散的残卷了，可见其收藏价值之高。
图书馆里蹬三轮车的事都是我的活，我拉着老采编去中国书店买买买，又一趟趟把购买的报刊都拉回了馆里。我为我的工作业绩感到欣慰，因为这些珍贵的报刊以后再也不可能买到了。我也为我的工作业绩感到悲哀，因为我听说，若干年后，馆里为了发奖金，把这些报刊又都卖掉了——那时，我早已离开图书馆去上大学了。
馆里还有一个左馆长，整天就是抓革命，从没见他促生产，大会小会，都是讲政治，讲阶级斗争。他不喜欢我，但起码我还不是坏分子，他也奈何我不得；我更不喜欢他，但又能怎样，还不是装得老老实实。他漠视我在他的脸上，我蔑视他在我的心里。
一次我在院子里跟左馆长打了个照面，我很有礼貌：左馆长好……唔，小方好！我都走过去了，又忍不住歪头吐出两字：……个屁！没想到，那天顺风，左馆长听见了：小方，你说什么？你怎么骂我呀？大家都听见了吗，小方骂我好个屁！我一脸坏笑：没有没有，我哪能呀！
灯市口中国书店
以后，我们再照面时，我还是叫他“左馆长好……”，他便有了条件反射，混身不自在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好像在等待着他脑袋顶上的第二只靴子，陡然落下。
殊不知，小破孩的好话不说二遍。
文馆长说上级来指示了，有一批文革查抄物资堆放在区委党校，要馆里去挑选一些有价值的图书资料，我蹬着三轮车拉着老采编就去了。
区委党校在干面胡同，有一个大操场，地上已经堆满了从黑六类的家中查抄来的古董、字画和书籍。都说东城贵西城富，东城大户人家的东西果然不一般。
那些天，我每天都要来党校的大操场挑书，正好跟着老采编学习古籍版本知识，再把挑出来的书打包装上三轮车，拉到位于钟楼湾胡同的鼓楼存放。
鼓楼是元明清北京城的报时中心，现在是文旅的打卡地，文革时却是区图书馆的一个临时书库，我要抱着一捆捆沉甸甸的书费劲地爬楼，楼道又黑又窄，楼梯又高又陡，怪不得古人说，一上高城万里愁，山雨欲来风满楼。
当时正值严冬，阵阵寒风也是吹满楼，鼓楼高耸，就像个巨大的冰窖。爬冰冻的鼓楼可比古人登楼悲秋遭罪多了，自然难有高台赋诗的雅兴。但是，冻得瑟瑟发抖的我，居然还躲在鼓楼的墙角里，用冻僵的手指，一页页翻看搬运来的珍本古籍。
我记得看过几部杜诗专著，其中有一部《读杜诗说》，是清人施鸿保研究杜诗的札记，品鉴了杜诗五百首。
杜甫也写过一首《登高》七律，其中有两句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，是文革中被人们引用得最多的千古名句，以形容阶级敌人已被催枯拉朽，革命浪潮正当汹涌澎湃，表现了浪漫主义的革命情怀。但那时，从没见人提起这首杜诗的最后是这样两句：“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”。
经历了大革命的时代，当年的我们如果再来读取杜甫的最后这两句诗，也许才能真正领悟杜诗的原意；若再联想到各自的晚年，是不是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呢？不妨，让小破孩给诸位再完整地吟读一遍杜甫的《登高》吧：
小破孩在资料室工作，本来是为工农兵理论队伍服务的，却有一天，也摇身一变成了工农兵理论队伍的一员。
某日，文馆长通知我，去中华书局评《水浒传》。我去了中华书局，找到了许逸民编辑报到。当时去报到的还有两个解放军，我们三人便组成了中华书局的工农兵理论小组，由许逸民做联络员。
许逸民是文革前的老北大，点校过很多古诗文，有《六朝四家全集》和《金元明清诗文精华》。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曾送我一本《宋人绝句选》，也是由许逸民注评的。后来，许逸民还担任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。
我们这个3+1的工农兵理论小组，实际上是由许逸民牵头并设计出评《水浒传》的基本框架，再由我们三个“工农兵”分头撰写评论和校注文字，形成一份评《水浒传》的专题研究资料，最终的成果是出版了一期《中华活页文选》。
初评《水浒传》，我甚至不解书名其意，后来才知，水浒即水边，就是梁山英雄的烟水寨，此词取自《诗经·大雅·緜》“古公亶父，来朝走马，率西水浒，至于岐下”句。至于《水浒传》的作者，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作家施耐庵，也有人说是施耐庵的门人罗贯中，另有一说是两人合著，如李贽《忠义水浒叙》便说作者是“施、罗二公”。
至于把评《水浒传》作为一场政治运动，小破孩始终懵懵懂懂，据说《水浒传》这部书，好就好在投降，做反面教材，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投降派。而我们几人的评水浒，还是局限于小说的范围之内，无非是先要穿靴戴帽，倒是借机接触了一些文史资料，更有幸向中华书局的名编学习。
我不仅读《水浒传》，评《水浒传》，也欣赏一代才子施耐庵的绝妙好诗文，例如他的这一首《念奴娇》：
少时不解离愁万种，老来已是一夜头白。
1975年9月，复出整顿的邓小平提出“教育也要整顿”，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周荣鑫参照《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》，组织了《教育工作汇报提纲》的起草工作，拟将《教育工作汇报提纲》正式报请中央批准，指导全国教育整顿。
起草工作基本处于秘密状态，由爸爸具体执笔。那时爸爸已经调任教育部，负责编辑《教育革命通讯》。《汇报提纲》共写出了三稿，最终定稿排印出了铅字本。
然而，就在此时，反击右倾翻案风突然来袭，这一份《教育工作汇报提纲》并没有来得及上报中央，所以，四人帮只抓住了“三株大毒草”，即《论总纲》、《工业二十条》和《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》。事后，当张春桥得知还有一个尚未出笼的《教育工作汇报提纲》，曾恨恨地说：发现迟了，要不然，这就是第四株大毒草！
但是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批判还是在教育领域兴妖作怪了。我曾在教育部大院里，亲眼看到一群人批斗教育部副部长李琦，而批判调门最高的那一位，居然是我熟悉的一个曾经的高中语文教师，他的名字不值一提，但我也永远不会忘记。
进入到了1976年，发生了太多的大事：周总理去世，四五运动，唐山大地震，毛泽东去世，粉碎四人帮……惊涛卷雪，山寒石出，小破孩不知不觉便走进了历史深处。
四五运动时，小破孩也跑到天安门广场，献上了一朵素洁的白花，又一遍遍地诵读纪念碑上那些在风中飘扬的诗句：
大地震来临了！站在图书馆的院子里，我仰望着天空，一次次感受着大地的颤栗，忧虑着这个国家的未来。磅礴大雨中，我还蹬着三轮车，把木桩、铁丝等抗震物资挨门挨户送到每个职工家里，全然不顾自己的衣裳都已被雨水浇透。
小破孩终于长大了。
文革结束了，恢复高考了，小破孩以四门考试总分324.4的成绩，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录取了。
1978年1月23日，在“上大学鉴定会上”，资料室的五个同事分别对我的工作表现进行了鉴定评价，又为我送上鼓励和祝福，最后形成了一个正式的组织鉴定意见，并盖上了“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革命领导小组”的大红印章。
这份鉴定意见能保存至今，弥足珍贵：
这份鉴定意见即使现在来看，也都基本正确，特别是“生活艰苦朴素”，我保持了一辈子。至于“学习上的沾沾自喜情绪”，我学习上每每有所收获，肯定会有开心颜。南宋诗人楼钥早就说过：“平生多看旧墨本，一见使我开心胸”，但是我并没有骄傲自满，至多不过是像楼钥那样，“摩挲叹息不自己”。
不过，若说我“对文史哲及古文学习较深”，哲学，我还真的没有。我借着评法批儒之机，确实读过不少古书，如当时的大批判参考书：李贽的《藏书·续藏书》《焚书·续焚书》，还有《龚自珍全集》等等，我欣赏古人的文辞之美，但并未深研过中国古代哲学思想。
我去人大哲学系上学，仅仅是出于无奈。让我走吧，我再也不是小破孩了，去哪里上学都可以，只要离开这个小小的图书馆，哪怕让我走上一条哲学之路，终生不归。
小破孩的文革史，从一声“打倒爸爸！”开始。“打倒爸爸！”不过是小破孩在睡梦中的呼喊，却穿越了辽远的时空。如今，五十多年前的小破孩早已年华将晚，但是，谁能说小破孩的梦是或不是一个梦中之梦呢？
前两日的一个夜晚，我独自一人专程乘坐了112路（原12路）公交车。像1966年5月底一样，车又到了朝阳门站，车门打开，我揑了揑自己的鼻子，下车了。
车外烟月微茫，冷寂悲凉。望着夜车瞬间远去，我自作多情，又自寻烦恼，不禁想起金代文学家元好问的诗句：
（20230614）
幼承家学，传继文脉；文学少年，哲学青年。今以文字为生涯，惟以心灵为归依。
清水浮院，不媚时人；风雨屏门，静读春秋。数点寒香本无迹，天闲万马是吾师。
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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